〈經濟學101:你買的是否一個檸檬?〉蘇永強

在經濟學課堂中,我們在談到市場結構時,完全競爭市場(Perfectly Competitive Market)被視為最有效率的市場形態;其中的一個假設,是買賣雙方對產品的資料,例如品質和價格,都有完全的掌握,誰也沒有特別優勢,誰也騙不了誰。 但理論歸理論,現實世界並不完美(註一),市場中到處都是資訊不對稱(Information Asymmetry)的情況。我們希望買一個「桃」,可能最後買到的只是一個「檸檬」。 在美國俚語中,「桃」(peach)代表了性質優良的二手車,「檸檬」(lemon)則代表了品質差劣的二手車。諾貝爾得獎經濟學家佐治·阿卡洛夫(George Arthur Akerlof)指出,在二手車市場中,賣方對於所售賣汽車的性能是好是壞,遠較買方認識為多,因此買方願意付出的價錢,會考慮可能買入性能差劣汽車的情況,於是只願意付出較低的價錢。而對擁有性質優良二手車的賣家而言,當然不能夠接受買方提出的價格,最終只好收回車輛,不再在市場放售。市場上優質二手車的數量越來越少,平均質素越來越低,交易難以完成,市場亦逐漸萎縮。 其實這「檸檬難題」(Lemon Problem),不單止存在於實物商品市場中,在服務市場也十分普遍,例如醫療保險、貸款合約、美容服務、健身會籍等。近年香港出現了不少牽涉服務條款的糾紛和騙案,追源溯始,都是由於資訊不平等的問題。 美國長壽卡通衰仔樂園(South Park)在蘋果公司推出平板電腦iPad初期,便拍攝了一輯來諷刺公司的服務條款細則難以讓消費者明白,而卡通的主角便因為沒看清楚內容而簽了名,因而惹上麻煩。(註二) 如何可以改善這種情況呢?如果市場上存在獨立、專業的第三方,可以為商品的品質鑒定和認證,便可以讓消費者對產品的質素更加了解;服務合約方面,若市場存在監管機構,要求服務提供者將合約條款更加清晰和簡明向消費者交代,而在違規時,有公平的投訴和懲罰機制,消費者便會更有信心,令市場更加健康發展。 你可能會問,若第三方既不獨立,也不專業,又或監管機構沒有做好本分,沒有盡忠職守,這如何是好? 後果其實可大可小,輕則消費者可能買了不是有機的有機菜,重則可能再次出現類似2008年金融風暴,影響全球的經濟危機。對消費者而言,我只可以說惟有自求多福,不要輕信他人,在購物和簽約時,盡量掌握有關資訊,以免被騙而買到「檸檬」。 原來看似客觀、無情的市場,若要能有效運作,發揮功用,歸根究柢,還是回到參與者的道德問題。 註一: 香港的高中經濟學課程,有關市場結構的課題分為完全競爭(Perfect Competition)和不完全競爭(Imperfect Compettion),包括壟斷性競爭(Monopolist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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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識與電影:猴子審判和思想自由〉蘇永強

若果今天有人提議在科學堂中不能教授達爾文的進化論,不知你會有何感覺?如何反應?會否覺得匪夷所思?原來在九十多年前的美國田納西州,進化論因爲被認為與聖經的教導相悖,州政府曾經頒布法令,禁止在課堂教授,後來引發了轟動全美的訴訟,稱為「猴子審判」(Monkey Trial)。 《風的傳人》(Inherit the Wind)是根據這案件改編而成的電影,背景是1920年代美國南方一個小鎮。中學老師伯特(Bertram T. Cates) 因為向學生教授進化論,違背了當地法律,於是被拘押和控告;控方律師是曾經連續三次競選總統的布萊迪(Matthew Harrison Brady),而辯方律師則是由報紙及民權組織資助的著名律師杜蒙(Henry Drummond)。由於案件涉及科學與宗教的爭論,而控辯雙方都是重量級人物,因此吸引了全國的媒體報導。 在電影中控辯雙方律師堅守自己的信念,互相鋪陳正反論據,雄辯滔滔,過程迂迴曲折,最後誰勝誰負,觀眾很難預計;為了不影響讀者欣賞這電影的興致,結局如何,就在此賣個關子。 看完這部電影後,令我更加認為思想自由、言論自由、學術自由是人類文明持續發展的重要支柱,因此要盡力捍衛,讓個人的才能可以在科學、藝術、文化等各個領域中盡情發揮,推動社會不斷進步。 真理的追求從來沒有人可以壟斷,我們每個人,都應如電影中的教師、律師、法官、記者、市民,各自在自己的崗位中,透過文明的制度,理性的討論,讓自己和身邊的人認識真理多一點。 重要的東西要說多一次:思想自由、言論自由、學術自由等種種天賦人權,並不是唾手可得,若不珍而重之,便很容易失去,因此我們必須竭力維護、保守。 看完這部電影,不知大家會不會和我有相同的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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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識閱讀:公義何處尋〉蘇永強

我們都希望活在公義的社會。 但何謂「公義」?這不是容易回答的問題,需要社會經過討論,確立大家都接受的原則,才能判定某一項社會政策是否公義。 邁可·桑德爾(Michael Scandel)教授擅長透過提問和生活化的例子,和學生討論複雜的政治倫理問題。Justice: What's the Right Thing to Do(註一)(中譯:正義--一場思辨之旅)(註二)一書貫徹他常用的手法,透過爭議性的事例,例如:安樂死、代母產子、僱傭兵、人類基因改造、同性婚姻、累進稅等,刺激讀者的思考,並帶出贊成或反對的理據,指出背後有關「公義」的理論。 他首先介紹效用主義(Utilitarianism)如何判斷某項社會政策是否符合公義的原則;簡單來說,一項社會政策是否公義,在乎他能能否帶來社會最大的效益。 方法就是計算這政策帶來社會中各人的快樂總值,減去痛苦總值而得出的淨值。若果淨值為正數,便值得推行,若為負數,便不應推行。 接着他介紹自由主義(Liberalism)的原則:政策的制定應該尊重個人選擇,若果他作出的選擇和行為,沒有妨礙他人的自由,便可以隨着自己的意志行事。 作者認為這兩套理論都有不足之處,因此他提出第三種可能性:要建立公義的社會,我們要透過理性的討論,探討對大眾來說何謂「好生活」(good life)。他並不期望這種討論能夠一次過解決所有問題,但在討論過程中,我們漸漸在社會中培養了接受不同意見的氛圍,並漸漸建立應有的道德價值觀。 這本書能夠深入淺出地帶出不同爭議性議題贊成或反對的觀點,讓讀者明白如何才是客觀、理性的討論,是很好的政治倫理學入門書籍。 正如書中建議,我們應致力創造接納不同意見的社會文化,培養尊重理性討論的公民;惟有如此,我們才能建設更加接近公義的社會。 註一: Sandel, Micha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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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有甚麼是與眾不同的?〉-「發現」乃(學習的)「喜悅」之母(之二)〉梁承謙

與某小學進行共備,旨於在課堂中引入「讓學生們『發現學習』的教學策略」。 題目是「奇妙的人體」,內容教授人體的不同器官。目標是讓同學們認識到不同器官的特徵、功能等。由於只是小學,其實並不期望學生需要學得很深入。 由於大家都知道,這次共備的目的,其實是教師培訓,想「強迫」老師們不可以「依書直說」。於是,這批很用功的老師們,出現了很常見的「老師職業反應」,就是找來了很多很多、關於各個器官的資料,然後讓學生們「發現」。而且,更設計了工作紙,讓學生把「發現到的資料」抄出來。 這個做法,只會讓學生們被淹沒在「資訊大海」之中(連「知識大海」也不是)。「發現」不等於「找資料、抄資料」。「發現學習」是製造一個可以讓學生「咦!」的過程給學生。 有一個很簡單的教學策略,就是讓學生「比較」,從而留意「與眾不同」之處。於是,該校老師們,後來改為讓每組的同學負責一個器官,當老師提供關於各種器官的資訊時,他們的任務,是要找出他們覺得自己負責的器官「與眾不同」的一些特點。於是「血管極長」、「腸有毛」、「心臟從不休息」等,陸續被「關注」。把學習任務作了一個簡單的調節,「發現學習」的效能便大大不同。 小孩子們,都總喜歡「找不同」,更加喜歡發現自己「與眾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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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遺系列:誰是「客家人」?〉朱榮得

說到客家人,大家會想起甚麼?是半懂不懂的客家話?是樸實不華的客家菜?還是勤儉刻苦的性格? 作為構成香港原居民人口重要族群的客家人,他們的習俗、文化,在本地不少地區仍然繼續保存著。西貢區便是其中一個客家人聚居的地方。一間位處西貢區的小學,便帶著一班小四、五的學生在課堂認識客家文化;同時亦走出學校、進入社區,親身體驗客家傳統,期望能承傳香港珍貴的本土文化。 令我最深印象的兩個片段。第一個片段是與一班學生一起外出,跟一班客家功夫師傅學武術,舞麒麟。當日的太陽很猛,但無損學生的興致。他們跟隨著師傅的指示,坐馬、出拳也有板有眼。之後,師傅更拿出了客家麒麟頭給學生試一試。原來不少學生都是第一次接觸麒麟,也才知道原來除了舞獅,香港還有舞麒麟、舞貔貅等不同的習俗!有過這樣有趣的體驗之後,學生回到中文課堂閱讀客家舞麒麟的篇章時,興趣自然大得多了! 第二個片段,是學生在常識課時學習有關客家人的歷史。以往,當學生要學習香港歷史的課題時,由於與自己的生活經驗距離太遠,往往興趣乏乏。但老師讓學生在課前先預習,擔當小記者訪問家人「搬家」的歷史,再在課堂總結時帶出原來不少學生的家人都為了家庭、為了工作、甚至逃避戰亂不斷移居,就如客家人一樣。有學生甚至在這次預習後,才發覺自己也是客家人呢! 其實香港傳統文化非常有價值,不少項目更被列為「香港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名錄」,客家舞麒麟便是其中之一。「傳承『動』起來:香港小學中華文化課程設計與推廣」便是一個以從「非遺」切入,讓本地小學生透過課堂學習及體驗經驗傳承中華文化的跨學習領域課程。 附註:「傳承『動』起來:香港小學中華文化課程設計與推廣」為「優質學校改進計劃」(QSIP)下的項目,並由田家炳基金會贊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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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識閱讀:誰說人是理性的?〉蘇永強

在傳統經濟學者眼中,現實世界是簡單和美好的;他們假設人皆理性,在作出決定時,會根據自己的喜好和付出的成本而作出最佳決定。在這前提下,我們若要估計一個人的行為,便相對簡單:我們只須知道代表他喜好的效用函數(utility function)和客觀限制(constraints),例如收入和物品價格等,便可以推算出他將會作出的決定。 可是在現實中,我們真是如此理性的動物嗎?我們每個決定,都受到情緒、環境,和很多連自己都不察覺的因素影響;我們很多時又會做出一些前後不一致的決定。例如我這刻鍾意蘋果多於橙,橙多於香蕉;根據傳統經濟學的推斷,我應該喜歡蘋果多於香蕉。可是當你要我選擇蘋果或香蕉時,我可能會選擇香蕉呢! 在面對這種「不理性」行為時,傳統微觀經濟學理論便派不上用場,亦大大削弱了其推斷能力。一些經濟學家於是便嘗試找尋出路,將傳統經濟學和心理學結合,發展出行為經濟學(Behavioural Economics)的理論。其中兩位學者,丹尼爾·康納曼(Daniel Kahneman)和理察·塞勒(Richard H. Thaler)便因為他們在這範疇的研究貢獻,分別在2002年和2017年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 接受自己原來不是那麼理性,是改善自己抉擇能力的第一步。要了解做決定時可能闖進的誤區,我建議可先閱讀丹·艾瑞利教授(Dan Airely)的Predictably Irrational: The Hidden Forces That Shape Our Decisions(註一)(中譯:誰說人是理性的!)(註二) 。這本書是他多年研究的成果:他透過各種心理學實驗,證明我們經常作出不理性的決定,而這些決定模式往往是有跡可尋和可以預測的。 全書共有十五章,分別討論各種不理性決策行為的原因。書中提出的問題十分有趣,例如:為何我們都那麼喜愛比較?珍珠的價格其實是由誰決定?為何「免費贈品」可能讓你花更多錢?為甚麼在節日我們喜歡收到禮物多於現金?為甚麼我們在情緒高漲時不適宜作出決定?選擇太多究竟是好是壞?為何較貴的阿斯匹靈比較便宜的阿斯匹靈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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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教考相配」想起〉黃偉賢

我是教育迷,尤其喜愛數學教育。試過有一次有朋友約我去看電影(他是正宗影迷),但我不應約,反而選了去用額外時間教學生。這並不是職業上的要求,而是當我能將一個學生由不懂如何做數變成能解決困難,當中帶給我的快樂和滿足,比看一場戲更大更多,也更持久。 因一直以來多是教一些低組別學生,要教得學生明白一些數學概念或能運用一些數學技巧並不是容易的工作,所以多年來不斷要鑽研如何去教以致使學生能明白。經不斷的嘗試實踐,也從很多成功和失敗的經驗中總結心得,我對很多頗艱深的課題也常找出一些竅門。其實要找這些竅門的竅門就是要找出學生不明白的原因,而針對學生面對的難點作出突破(但這可能是不少數學老師的困難,因數學老師多是聰明敏捷,以致很多時不明白學生不明白甚麼或為甚麼不明白)。 不過這些努力有時也得不到長久的回報,試過有一兩個課題我找到一些有效的教學方法,但後來課程更新時這些課題卻刪掉了,刪掉的原因往往是教師反映這些課題學生難以明白。為此我有時感到有些失望,努力鑽研的成果變成英雄無用武之地了。也為學生感到不值,因這些課題往往帶著一些重要的概念或一些精彩的數學方法,但學生卻再無緣一睹了。事實上,很多數學老師都同意這數十年間,香港中小學的數學方程是愈來愈淺,當然,這是由精英教育邁向普及教育的必然歷程,但我們仍應反思,有些被認為學生難以學習而被刪掉的課題,是真的難以學習,還是祇不過是我們未有找到有效的教學方法呢? 這兩年我經常到學校主講「數學科的評估素養」,因此有機會接觸很多學校的試卷,也試過幾次發覺有些課題的一些重要概念或運算技巧沒有在試卷中出現,於是我就問老師課堂中有沒有教授這些課題。好幾次老師都有相近的答案,就是有教,但發覺好像很多學生不能掌握,故此在考試中避開這些題目,以免為學生帶來失敗感。不錯,避免為學生帶來失敗感是好的,但如此避過的話,學生對這些重是的課題就更加不掌握,而結果往往就是影響下一階段的學習,因數學內在的結構和連繫十分強,這個課題不能掌握,往往就會影響後面多個課題的學習。我就進一步問老師如何教這課題,他們回覆他們是如此如此的教(通常是一些大路的教法或跟足教科書的教法)之後,我常會回應何不試試那般那般的教,如此學生可能會較容易學得懂,而在試卷中這樣這樣的出題,學生就可以應用學習所得解答到,那就不單沒有失敗感,反而是有成功感了(因學生得到成功感,他就會更樂於學習及主動學習,如此的話,這份試卷就成了促進學習的評估)。結果好幾次「評估素養」的講座幾乎變了共同備課(不過這是好現象,反映很多老師都渴求有好的教學方法去幫助學生學習)。 教了而不考是不配合「教考相配」這個教師琅琅上口的詞語,但很多時我們想「教考相配」時卻走錯方向了:變成因為覺得學生在考試中有困難而避而不教,這種「教考相配」不能將學生的能力作最大的提升。我認為最好的做法是將每個課題的核心和重要概念清楚列出,而且必然放在考核之內(因這是量度是否達到教學目標的途徑),然後老師互相合作,透過研討及課堂學習研究,一同鑽研多幾套教學法(事實上,沒有一套教學法是絕對好的,不同的學生很多時會接受不同的教學法。所以我經常告訴老師:我所分享的教學法不會是最好的教學法,但作為老師,多幾個教學法傍身時,就更有把握去幫助不同類型的學生)。而且多認識不同的教學法,也會令老師更有能力去再設計新的教學法,如此老師的教學效能也會不斷提升。 當然教學法祇是其中一個幫助學生學習的元素,學生要解決的學習困難仍有很多(例如學習動機,學習習慣等),篇幅所限,不能在此一一討論。但教學法的增加或增強卻是老師最容易開始的地方,我深願以後不再聽到老師說「這個學生沒有辦法教」或「這個課題沒有辦法教」,而是改說「我仍未找到教這個學生或這個課題的方法,但我會繼續努力鑽研和嘗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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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寫作動機的小小小點子(三)──把熟悉事物「陌生化」〉黎慧怡

因擔憂學生沒有經驗、沒有觀察、沒有體會,在擬設寫作題目時,我們多半選擇貼近學生生活經驗、讓他們沒法說「未試過、寫不到」的命題,諸如〈中秋記趣〉、〈生病記〉、〈沒有手提電話的一天〉、〈我是(文具)〉、〈__的鄰居〉、〈雨中的校園〉……這些取材自生活的題目,學生應該不能說沒有經歷吧?可是,寫作的效果如何? 選擇學生熟悉的生活事物作題材,期望他們從生活中觀察,以寫出真切、深刻、生動的文章來,意願良好。可是,換學生的角度思考,他們想到的是,大概是:「每年都有中秋節,反正也只是吃頓飯,有甚麼特別?」、「生病不就是吃藥休息,怎能寫出350字來?」、「一枝筆,有甚麼值得寫?」──太熟悉的題材,學生覺得太普通、沒新鮮感、沒特別,反而更難寫出內容來,怎麼辦? 分享一個教學小小小點子──把熟悉事物「陌生化」。 你覺得自己真的認識你的文具嗎?來玩一個猜謎遊戲吧!請先自選一件文具,然後向大家描述它的特徵,讓大家猜猜看──你可以從不同角度描述,但不能說出它的名字、也不能說出它的功能。開始前,不妨和學生討論一下:不從功能方面說,可以從哪些角度描述?對了,顏色、形狀、物料、結構、使用方法、觸感、氣味、聲音等等皆可。這個看似很簡單的小遊戲,玩起來可不簡單──對「猜」的一方難度倒不大,對「描述」的一方卻不大容易(先請學生以「塗改液/塗改帶」、「釘書機/打孔機」、「圓規」等為題,描述看看,很自然的,他們應會發現自己「詞窮」)。 再多來一個小練習吧!你的筆,除了是寫字的工具外,還是甚麼?試試按這句式造句,看你能想出多少句句子來:「__時,筆變成__。」──其實,看起來平平無奇的筆,在不同時間、不同的人手上,會有很多不同的面貌,試試追蹤觀察它一天的生活,發掘出它不為人知的一面吧! 這兩個小練習的目的,旨在扭轉學生「一枝筆,有甚麼值得寫?」的想法,把熟悉事物變得新鮮(陌生化)。過程中讓他們學習可從哪些角度描述、煞有介事製造平台讓他們深入觀察,啟動學生對事物特徵的仔細觀察的意識和能力,適時輔以文字輸入(如詞彙錦囊、「悅」讀謎語、相關範文導讀等等)和以小練筆作鞏固(如「文具日記」),讓學生明白「一枝筆並不普通,原來有很多可供寫作的角度/素材」──這種「把熟悉事物陌生化」的活動看來簡單,但達致的效果往往不錯。除了在上述狀物例子外,也可用於記人、寫景等方面,大家不妨試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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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識教育篇:自由的底線〉蘇永強

小明是優質中學的中五學生,最喜歡通識教育科,課餘時喜歡看時事節目,閱讀有關政治、社會、經濟的書籍,遇到不明白的地方,便會找老師問過明白。 他最近看電視新聞,經常聽到有人說:「我尊重大家的自由,但自由並不是沒有底線。」他覺得十分疑惑,因為他總是聽不到他們清楚說明底線在哪裏。在午飯時間,他便去找通識科張老師,希望能找到答案。 小明:「張老師,我明白自由不是絕對,應該受到一些限制,但這些限制應該根據甚麼原則來決定呢?」 張老師:「這是一個政治學經常討論的問題,要深入探討,我建議你先了解穆勒(註)提出的『傷害原則(Harm Principle)』,看看你是否同意他的說法。」 小明:「『傷害原則』?是不是指我們有自由可以傷害別人?」 張老師:「不,不,不,他的意思剛剛相反。『傷害原則』是指只有當個人的行為會傷害到他人時,政府才可以加以干預。」 小明:「他為甚麼會提出這樣的原則呢?」 張老師:「因為穆勒認為個人自由是每一個人尋找生活樂趣和意義的基礎,不容他人侵犯或干擾,因此每個人都可以做他喜歡做的事,只要他的行為不會傷害別人。這就是西方諺語所說的:『你有揮舞手臂的自由,但這自由必須止於我的鼻端。』英文則是:Your liberty to swing your arms ends where my nose begins.」 張老師繼續說:「穆勒認為自由對於個人發展十分重要,因為每個人的興趣、天賦都不一樣,我們每天在生活裏,其實都是在進行『生活實驗(experi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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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識教育篇:慎防「持份者」陷阱〉蘇永強

張老師在通識課堂中,正與學生討論如何以「持分者」的概念分析社會議題。 張老師:「有沒有同學可以告訴我『持份者』的定義?」 達達:「根據教科書的定義,持分者是指可以影響一個組織的決策,和被這些決策影響的人。」 (每一次張老師問及關於概念詞的定義時,最快舉手回答的總是達達,他對教科書的內容總是倒背如流。) 張老師:「若果以學校為例,你可以幫我列出相關的持份者嗎?」 小虹:「包括校長、教師、學生、家長、社區人士。」 張老師:「很好!大家似乎都很清楚持份者這個概念......」 小明:「老師,若果大家都是持份者,為甚麼校長可以決定誰人是我的班主任,但我又不可以?為甚麼老師可以決定我做甚麼功課,但我又不可以?是否校長、教師持有的那一份,其實和我持有的那份是不同的?」 一如既往,小明總能看到其他同學忽略的地方,提出十分值得深入探討的問題。 「持分者」一詞,可說是近年討論社會議題時最常用,也是最常被誤用的一個概念。學者提出「持份者」的概念和「持份者理論(Stakeholder Theory)」的目的,是提醒商業機構的管理層,在作重要決定時,不應只顧股東的利益,也應該顧及持份者的福祉(shareholder wealth vs stakeholder welfare),並指出長遠來說,兩者並不互相衝突,因此其中心概念是「企業社會責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註一)。如果我們在應用相關概念時,單單指出不同持份者有不同的利益,突出各持份者之間的矛盾和衝突,只會模糊了焦點,淡化了決策者的責任。這個美麗的誤會,有時或許是無心之失,有時卻是刻意地運用語言藝術,轉移視線,希望蒙混過關。 我試以數年前的葵青貨櫃碼頭工潮(註二)為例,指出在教導學生如何以持份者的概念來分析時事議題時,可以如何處理。 老師在交代了工潮背景資料後,可以引導學生回答以下問題:這次罷工事件牽涉那些持份者?他們受到甚麼影響?那些持份者支持罷工?那些持份者反對?為甚麼? 這些問題都不難回答;我常打趣的說,任何勞資糾紛都很容易分析,就是僱主希望增加工時,減低工資;僱員則希望減低工時,增加工資,而市民則希望不要有罷工工潮。但若果我們的分析只止於此,實在無助學生深入了解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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