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識閱讀:公義何處尋〉蘇永強

我們都希望活在公義的社會。 但何謂「公義」?這不是容易回答的問題,需要社會經過討論,確立大家都接受的原則,才能判定某一項社會政策是否公義。 邁可·桑德爾(Michael Scandel)教授擅長透過提問和生活化的例子,和學生討論複雜的政治倫理問題。Justice: What's the Right Thing to Do(註一)(中譯:正義--一場思辨之旅)(註二)一書貫徹他常用的手法,透過爭議性的事例,例如:安樂死、代母產子、僱傭兵、人類基因改造、同性婚姻、累進稅等,刺激讀者的思考,並帶出贊成或反對的理據,指出背後有關「公義」的理論。 他首先介紹效用主義(Utilitarianism)如何判斷某項社會政策是否符合公義的原則;簡單來說,一項社會政策是否公義,在乎他能能否帶來社會最大的效益。 方法就是計算這政策帶來社會中各人的快樂總值,減去痛苦總值而得出的淨值。若果淨值為正數,便值得推行,若為負數,便不應推行。 接着他介紹自由主義(Liberalism)的原則:政策的制定應該尊重個人選擇,若果他作出的選擇和行為,沒有妨礙他人的自由,便可以隨着自己的意志行事。 作者認為這兩套理論都有不足之處,因此他提出第三種可能性:要建立公義的社會,我們要透過理性的討論,探討對大眾來說何謂「好生活」(good life)。他並不期望這種討論能夠一次過解決所有問題,但在討論過程中,我們漸漸在社會中培養了接受不同意見的氛圍,並漸漸建立應有的道德價值觀。 這本書能夠深入淺出地帶出不同爭議性議題贊成或反對的觀點,讓讀者明白如何才是客觀、理性的討論,是很好的政治倫理學入門書籍。 正如書中建議,我們應致力創造接納不同意見的社會文化,培養尊重理性討論的公民;惟有如此,我們才能建設更加接近公義的社會。 註一: Sandel, Micha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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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識閱讀:誰說人是理性的?〉蘇永強

在傳統經濟學者眼中,現實世界是簡單和美好的;他們假設人皆理性,在作出決定時,會根據自己的喜好和付出的成本而作出最佳決定。在這前提下,我們若要估計一個人的行為,便相對簡單:我們只須知道代表他喜好的效用函數(utility function)和客觀限制(constraints),例如收入和物品價格等,便可以推算出他將會作出的決定。 可是在現實中,我們真是如此理性的動物嗎?我們每個決定,都受到情緒、環境,和很多連自己都不察覺的因素影響;我們很多時又會做出一些前後不一致的決定。例如我這刻鍾意蘋果多於橙,橙多於香蕉;根據傳統經濟學的推斷,我應該喜歡蘋果多於香蕉。可是當你要我選擇蘋果或香蕉時,我可能會選擇香蕉呢! 在面對這種「不理性」行為時,傳統微觀經濟學理論便派不上用場,亦大大削弱了其推斷能力。一些經濟學家於是便嘗試找尋出路,將傳統經濟學和心理學結合,發展出行為經濟學(Behavioural Economics)的理論。其中兩位學者,丹尼爾·康納曼(Daniel Kahneman)和理察·塞勒(Richard H. Thaler)便因為他們在這範疇的研究貢獻,分別在2002年和2017年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 接受自己原來不是那麼理性,是改善自己抉擇能力的第一步。要了解做決定時可能闖進的誤區,我建議可先閱讀丹·艾瑞利教授(Dan Airely)的Predictably Irrational: The Hidden Forces That Shape Our Decisions(註一)(中譯:誰說人是理性的!)(註二) 。這本書是他多年研究的成果:他透過各種心理學實驗,證明我們經常作出不理性的決定,而這些決定模式往往是有跡可尋和可以預測的。 全書共有十五章,分別討論各種不理性決策行為的原因。書中提出的問題十分有趣,例如:為何我們都那麼喜愛比較?珍珠的價格其實是由誰決定?為何「免費贈品」可能讓你花更多錢?為甚麼在節日我們喜歡收到禮物多於現金?為甚麼我們在情緒高漲時不適宜作出決定?選擇太多究竟是好是壞?為何較貴的阿斯匹靈比較便宜的阿斯匹靈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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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識教育篇:自由的底線〉蘇永強

小明是優質中學的中五學生,最喜歡通識教育科,課餘時喜歡看時事節目,閱讀有關政治、社會、經濟的書籍,遇到不明白的地方,便會找老師問過明白。 他最近看電視新聞,經常聽到有人說:「我尊重大家的自由,但自由並不是沒有底線。」他覺得十分疑惑,因為他總是聽不到他們清楚說明底線在哪裏。在午飯時間,他便去找通識科張老師,希望能找到答案。 小明:「張老師,我明白自由不是絕對,應該受到一些限制,但這些限制應該根據甚麼原則來決定呢?」 張老師:「這是一個政治學經常討論的問題,要深入探討,我建議你先了解穆勒(註)提出的『傷害原則(Harm Principle)』,看看你是否同意他的說法。」 小明:「『傷害原則』?是不是指我們有自由可以傷害別人?」 張老師:「不,不,不,他的意思剛剛相反。『傷害原則』是指只有當個人的行為會傷害到他人時,政府才可以加以干預。」 小明:「他為甚麼會提出這樣的原則呢?」 張老師:「因為穆勒認為個人自由是每一個人尋找生活樂趣和意義的基礎,不容他人侵犯或干擾,因此每個人都可以做他喜歡做的事,只要他的行為不會傷害別人。這就是西方諺語所說的:『你有揮舞手臂的自由,但這自由必須止於我的鼻端。』英文則是:Your liberty to swing your arms ends where my nose begins.」 張老師繼續說:「穆勒認為自由對於個人發展十分重要,因為每個人的興趣、天賦都不一樣,我們每天在生活裏,其實都是在進行『生活實驗(experi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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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識教育篇:慎防「持份者」陷阱〉蘇永強

張老師在通識課堂中,正與學生討論如何以「持分者」的概念分析社會議題。 張老師:「有沒有同學可以告訴我『持份者』的定義?」 達達:「根據教科書的定義,持分者是指可以影響一個組織的決策,和被這些決策影響的人。」 (每一次張老師問及關於概念詞的定義時,最快舉手回答的總是達達,他對教科書的內容總是倒背如流。) 張老師:「若果以學校為例,你可以幫我列出相關的持份者嗎?」 小虹:「包括校長、教師、學生、家長、社區人士。」 張老師:「很好!大家似乎都很清楚持份者這個概念......」 小明:「老師,若果大家都是持份者,為甚麼校長可以決定誰人是我的班主任,但我又不可以?為甚麼老師可以決定我做甚麼功課,但我又不可以?是否校長、教師持有的那一份,其實和我持有的那份是不同的?」 一如既往,小明總能看到其他同學忽略的地方,提出十分值得深入探討的問題。 「持分者」一詞,可說是近年討論社會議題時最常用,也是最常被誤用的一個概念。學者提出「持份者」的概念和「持份者理論(Stakeholder Theory)」的目的,是提醒商業機構的管理層,在作重要決定時,不應只顧股東的利益,也應該顧及持份者的福祉(shareholder wealth vs stakeholder welfare),並指出長遠來說,兩者並不互相衝突,因此其中心概念是「企業社會責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註一)。如果我們在應用相關概念時,單單指出不同持份者有不同的利益,突出各持份者之間的矛盾和衝突,只會模糊了焦點,淡化了決策者的責任。這個美麗的誤會,有時或許是無心之失,有時卻是刻意地運用語言藝術,轉移視線,希望蒙混過關。 我試以數年前的葵青貨櫃碼頭工潮(註二)為例,指出在教導學生如何以持份者的概念來分析時事議題時,可以如何處理。 老師在交代了工潮背景資料後,可以引導學生回答以下問題:這次罷工事件牽涉那些持份者?他們受到甚麼影響?那些持份者支持罷工?那些持份者反對?為甚麼? 這些問題都不難回答;我常打趣的說,任何勞資糾紛都很容易分析,就是僱主希望增加工時,減低工資;僱員則希望減低工時,增加工資,而市民則希望不要有罷工工潮。但若果我們的分析只止於此,實在無助學生深入了解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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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識教育篇:無知之幕〉蘇永強

在通識課堂中,張老師正在講解政府的其中一項功能:將社會資源作合理分配。在講解過程中,小明舉手提問:「老師,怎樣才算是合理的分配?你心目中所謂的合理,和我想的不同,又應該如何解決?」 張老師聽到問題,心中暗喜,認為不枉自己過往給予他們自由討論的空間,能培養到學生提出這麼有意思的問題。另一方面,他心中暗忖,若自己直接給予答案,會窒礙他們思考的空間,那麼這刻應該如何處理?他靈機一觸,想起了在大學時期讀過一位政治哲學家設計的思想實驗, 十分適宜在這時採用,相信能刺激學生的思考和討論,自行找出答案。 「各位同學,小明提出了一個很有意思的問題,我很想知道你們心目中的答案。我希望大家和我一起進行以下一個思想實驗:假設大家現時仍未出生,活在母胎之中,既不知道自己的能力、智力、強項,亦不知道自己父母的社會及經濟地位,以上種種影響著你未來的因素,全部都只是隨機的決定。在這情況下,你希望自己生在一個怎樣的社會?你希望這個社會是根據甚麼原則作資源分配呢?」 「好的,現時大家分組討論,稍後組長綜合大家意見作匯報。」 張老師說完後,大家便開始討論,課堂氣氛即時熱鬧起來;他到每一組都停留一會,聆聽他們的論點。他有預感這將會是一堂愉快和充實的課堂...... 究竟張老師在課堂中是想起了那位政治哲學家呢?他所設計的思想實驗又有些怎麼特別? 張老師想起的是美國政治學者約翰·羅爾斯(John Rawls),他認為當我們討論社會應該根據甚麼原則來分配社會是資源時,很容易被我們身處的社會情況,和自己的社經地位所影響。例如一個中產家庭的父母,當然希望能夠保持自己的社經地位,甚至更上一層樓,然後將自己的財富、社會資本傳承給下一代。他所支持的政策,可能包括減稅、精英制的專上教育等。一位草根階層的父母支持的政策便大不相同,他們希望能夠增加富人的稅收、普及的大學教育、增加綜緩金額等。因此在討論社會資源政策時,兩者都會因為自己的社經地位而有很大的分歧,難以作深入的討論。於是他提出一個思想實驗:無知之幕(veil of ignorance),來幫助大家抽離自己身處的社會環境和社經地位,更客觀地討論社會資源分配問題。 張老師在課堂中因應學生的提問,不囿於原先設計的課堂流程,根據自己讀過的書本,學習過的理論,即時安排相關的小組討論,造就了一堂學生深感有趣,因而十分投入的課堂。 各位通識科老師,你可有想起哪些讀過的政治、經濟、社會、心理學理論,可以轉化為學生感興趣的討論問題和教學活動呢? 延伸閱讀: Rawls, J. (1999). A theory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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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識科的評估素養:從一條題目開始〉朱榮得

評估素養已成為新一輪教育熱話,但評估如何能促進學習(assessment for learning)或作為學習(assessment as learning)其實也不是新事兒。本計劃認為評估除了測試學生學習水平、成果外,更重要是讓學生透過評估反思、修正個人學習,從而強化其學習動機。 而要在通識科提升評估對學生學習效能的正面影響,考核題目的質素非常重要。本計劃曾訪問不少學生對溫習通識科的看法,不少認為通識科「不用溫」或「不能溫」。我們可能把這種偏見歸咎於學生的學習態度,或是通識科的課程設計;但是,校內試的試題卻也很可能成為窒礙學生溫習通識的方法和動機的重要因素。 在之前一篇文章《通識貼題貼甚麼》中提到,公開試考核的主要概念或爭議有限,評估重點是學生能否多角度及合邏輯地闡述看法。但我們在為一些學校檢視校內通識卷時,卻發現部分題目的議題太過「偏門」,評分準則也放到一些太瑣碎的事例上。例如有試題考核「觀塘市中心重建計劃」或是「巴塞爾公約」等學生未必熟悉的議題,評分也以學生能否引用事件中的實質內容,則學生需要大量背景知識才能答得好。這不單是學生能否答得好一條題目的問題,更會令學生認為通識科就是要考核學生對每件時事議題的全面掌握,則不單有機會令學生把溫習焦點集中在「貼議題」,甚至有機會令部分學生因「永遠貼不中」而放棄溫習。因此,要提升教師的評估素養,最基本還是從擬題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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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行文化學通識三:《迷幻列車》與青少年濫藥問題〉朱榮得

通識單元一《個人成長與人際關係》其中一個課題是青少年的濫藥問題。要學生掌握這議題,其中一個重點是明白個人的行為與社會狀況的關係密不可分,如青少年濫藥問題,往往與家庭觀念、社會經濟發展等息息相關。以往亦有不少以青少年濫藥問題為題材的電視劇或電影,當中1996年的英國電影《迷幻列車》(Trainspotting)是公認的經典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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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歷史篇:香港總督〉蘇永強

優質中學歷史學會問答比賽:

主持:「在香港殖民地年代,總共有多少位港督?」
同學:「28!」
主持:「那一位是最後一任的港督?」
同學:「彭定康!」
主持:「他最喜歡的香港特式食品是......」
同學:「魚蛋?雞蛋仔?......不,應該是蛋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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