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數據説話〉李文浩

「沒有調查研究,就沒有發言權。」這句話大概令人聯想到近年金融企業、醫療衞生、公共行政等不同行業人員,無不爭相擠上「大數據 / 巨體數據」(Big Data)的列車,嘗試從海量的資訊及數據中研究及預測人類的行為模式,帶導各項規劃和評估工作。「讓數據説話」(Let data speak),這説法相當吸引,但並不新鮮。至少在教育範疇,PISA、TIMSS、PIRLS幾項大型國際研究於近十年不斷為教育帶來了相當可觀的發現,學生能力的國際排名固然觸目,內中有關學校課程、學生學習行為及學習環境的主題研究,對教育政策及學校工作尤其具實踐意義。 若説到學校層面呢?教育工作關注的是人的活動,單是以每位學生作為一個數據單位,他在校生活(例如學術成績、社交情緒發展、升學及就業取向)已留下不少腳印;再想到同一級別因着性別、社經背景、前備學術成績上的差異,便成為了一個群組(cohort)的紋理;這群組開展橫跨六年的學習歷程,就成為了一個相當複雜的數據體,論量雖比不上網絡的數據海洋,但也不容小覷。這還未包括其他持分者。 事實上,自推行校本管理以來,本地學校在問責文化下慢慢適應在規劃發展工作時參考上述數據。為支援學校進行自評,官方除了訂立一系列「學校表現評量」(KPM)﹐還提供可自行組合的量化工具套件及數據常模,支援學校採集和存儲相關資料。即使如此,實行是否妥當仍存在不少條件。據筆者了解部分學校實踐的狀況,以下嘗試提出幾點觀察,學校發展人員可看看是否值得參考: 行政層面給予支援:筆者有時需要向學校聯絡人索取APASO、持分者問卷等數據協助分析,數據管有者可以是(a)學校改進小組中主理校本數據的成員、(b)校長本人、(c)主責電腦及資訊科技的教學助理,或(d)任何一位老師,因他可隨時從內聯網存取相關資料。從數據的管理及流通情況,大致可推想學校在行政組成及安排上予以多少的重視及支援,以及容許多大程度的透明度及公開參與討論的機會。一個能夠持續管理數據收集、存儲及適度的流通,兼具專業及職位影響力(professional and positional power)進行分析的人員或行政小組,有助推動數據工作的長期發展。 注意測量工具的特性:部分量化數據取自心理測量(psychometric tests,如APASO),研發者為保障工具本身的信度與效度,會建議一些實施上的細節,不可不知。同工較常忽視的是重複對同一群學生使用同一份量表的安排,例如某校採用「前測—後測」評估某項措施,同一分量表兩次實施之間往往需要相距一段時間,以保存量表項目的敏銳度。具象一點説,測量工具如刀刄,過度或不當使用,減其鋒利。其他細節可參考研發機構的説明,在此不贅。 專業發展作為配合:曾聽過一位校長埋怨,校內某科組就增值數據起了爭端:「你針對我哋科組﹗ 我哋明明有三級增值,仲話我哋負增值?」抽點專業發展時間讓同工對相關概念有所學習及共識,避免誤讀及無了期的爭辯,化算。 謹慎的詮釋及跟進:讀懂了數據,也當留意如何切合校情進行詮譯。某項數據可能只是稜鏡的其中一面,實施時又不能如實驗般限制其他變項。適宜找來其他來源的資料再進行對照,務求客觀持平。同時,又無忘自評工作的初衷,假若查找的不是改進需要而是過犯(fault),或只為應付官樣文件,置之高閣而無所跟進,都是異化了用數據推動改進的目標。 再進深的技術細節都先擱下,不然會讓讀者錯覺這只是關在黌牆之內的知識。蒐集及利用數據,始終是關乎實務。Data speak, wha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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